近期上映的电影《》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,通过照相馆暗房中显影的底片,揭露日军慰安所内触目惊心的暴行。片中歌女林毓秀的牡丹旗袍被撕碎,脖颈的掐痕“如紫黑色的蛇”,大腿内侧滴落的血迹在青石板上“开出绝望的花”——这些隐晦却极具冲击力的镜头,正是对20万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艺术化呈现。
今天8月14日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,该纪念日源于1991年韩国受害者金学顺首次公开控诉日军暴行。
南京大屠杀期间,数万名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奸,截至今年,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幸存者,仅剩7人。
(前方含《南京照相馆》剧透)
《南京照相馆》毓秀给日本人唱戏回来后,头发乱了,妆也花了,遭遇了什么不言而喻。但一个更小的细节是。当毓秀刚搬进照相馆时,老板娘嫌戏子脏,不让毓秀睡床。
毓秀嘴上说得好好的,一转头就躺上了主卧的床。但从日本人那回来后,毓秀再也没有睡过床。发生那件事之后,连她也嫌自己脏了。
日军慰安妇制度是性别暴力与女性客体化、物化的极端案例。电影中,日军将慰安妇视为 “不如日本狼犬” 的物件,称她们为 “鲜肉”“军需品”,强迫她们成为 “性行为容器”。而现实中,日军通过 “强掠、骗征、俘掳” 等手段,将 40 万亚洲女性(其中 70% 为中国妇女)变为性奴隶,75% 的人因虐待、疾病或屠杀死亡。
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将女性彻底物化:不仅是身体的工具化,受害者被剥夺人格,沦为 “军需品”;还有身份的抹除,她们自己的姓名被取代为 “第**号慰安妇”,个体价值被完全否定。
正如心理学家 Fredrickson 所指出的,性客体化将女性身体 “剥离人格,沦为纯粹工具”。
同样需要注意的是,这种战时慰安妇制度的悲剧从未真正消失,女性的客体化与物化延续至今,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。
例如,现代的选美比赛、娱乐产业中,女性被简化为 “臀翘胸大” 的肢体符号;社交媒体进一步加剧了 “自我客体化”,使得女性被迫通过外貌获得社会认可,进而导致一系列身心问题。
最可怕的是这种结构性压迫的延续从未停止,由研究者Bareket和Shnabel主导,在2020年发表在《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》的实证研究,“男性通过行客体化女性巩固支配地位,当男性权力手女性威胁时,其物化倾向显增强。”
值得注意的是,《南京照相馆》通过林毓秀的角色反抗这种物化:她以“唱《穆桂英挂帅》到喉咙出血”宣告主体性,最终用相机“枪毙”战犯,完成从受害者到历史记录者的蜕变。
而林毓秀的反抗,恰恰指向了我们现代性教育的核心方向。
1. 批判权力不对等的根源
联合国将“冲突相关性暴力”(包括强奸、强迫怀孕等)定义为“通过性支配摧毁族群尊严”。这种以权力压制为本质的逻辑,绝非只存在于战争中——职场性骚扰的隐晦施压、家庭暴力中的控制与伤害,本质上都是权力不对等催生的性剥削。
性教育的第一步,就是撕破这种“权力支配”的伪装,让人们看清:任何以强势地位强迫他人屈从的性行为,都是对人性的践踏。
2. 构建性别平等的认知基础
打破这种支配性叙事,离不开扎实的性别平等教育。这不仅是破除“女性就该顺从”“男性必须强势”的刻板印象,更要让每个人理解:性别是多元的,性自主权(包括对自己身体、欲望的掌控)与性别表达自由,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。
在此之上,学会“尊重边界”——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,也不默许他人越界,才能建立真正平等的交往模式。
3. 明确“性同意”的底线原则
日本右翼妄图用“自愿”美化慰安妇制度,可在战火与强权下,那些被胁迫的少女何来“选择”?今天的性教育必须划清红线:只有明确、持续、出于自由意志的同意,才是真正的同意(即“积极同意”)。
沉默不是同意,被迫妥协不是同意,被权力压迫下的屈服更不是同意。让“尊重同意”成为共识,正是对所有非自愿性暴力的根本反抗。
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中,那些“持续显影”的底片与《南京照相馆》的相册形成时空对话,共同完成对历史的审判——正如电影台词所言:“南京死了,但证据还活着。”
当我们从“华华”的啼哭、林毓秀的银簪、彭氏姐妹的泪水中拾取碎片,需铭记:对抗性暴力,不仅是还原过去,更是构建一个基于性别平等与人性尊严的未来——在那里,每一句“不”都掷地有声,每一次“是”都自由无惧。
我们需要以教育为武器,终结“暴力被默许、沉默被合理化”的历史循环——唯有如此,才能实现电影中林毓秀用相机“枪毙”战犯的象征意义。
性教育教的不只是知识,是给每个灵魂铸一面盾——挡住权力的霸凌,护住身体的主权。当大家学会坚定说“不”,当平等的种子破土,高质量的关系才会建立,才会发展。
这也就我们能从性教育中给到大家的,走向未来的一缕希望之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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